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今年经济增速目标的影响引发深入讨论。其中，有观点建议下调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ACCEPT研究员冯煦明的观点是，既无必要下调，也不宜下调，在国内疫情未来不出现严重反复的情况下，仍应坚持和努力实现6%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他分析指出，辅以适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今年全年实现6%左右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目前我国实施逆周期调控的工具和空间较为充足，具备加大周期调节力度的可行性。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均存在重大短板，逆周期调控有实实在在的现实需求和发力点，只要规划执行得当，不会产生后遗症。
一、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无须下调、不宜下调的六点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有观点建议政府下调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笔者认为，在国内疫情未来不出现严重反复的情况下，仍应坚持和努力实现6%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既无必要下调，也不宜下调。
原因主要有如下六点：
其一，辅以适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今年全年实现6%左右的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
毋庸讳言，疫情作为一个“黑天鹅”事件，短期内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冲击。但二月底以来，湖北以外地区的复工复产加速，从用电量等数据推断，目前工业经济活动已经恢复到正常情况下的60%以上。综合考虑服务业的复工滞后，以及煤炭、电力、公共服务等连续作业活动，总体经济活动大致已经处于正常情况下的四成以上。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病例时间序列数据，基本可以断定，湖北和全国的疫情都已迈过了拐点，接下来经济活动还会进一步加速恢复。综合已有信息的测算结果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2%左右。
按照过去四年各季度平均权重推算，在第一季度经济增长2%的前提下，第二三四季度须要达到平均7.12%以上的增速，全年方能实现6%的增长目标。假设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的经济活动中的一半在后续三个季度得到回补，那么二三四季度的逆周期政策只需要提振0.5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即可。按照2019年99.09万亿的经济总盘子计算，这相当于大约4300亿元的增加值，所需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力度在能力范围之内（如果第一季度增速放缓至0，那么对应的逆周期政策力度须带动8700亿元的增加值）。因而，只要疫情未来不出现严重反复，就没有下调年度增长目标的必要。
其二，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已经处于潜在增速水平之下，产出缺口为负，应当采取逆周期调节政策。
判断产出缺口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指标，是一般价格水平。当前，我国的一般物价水平呈现严重的结构性分化特征，但是有两点信息是明确的，不存在争议：
一是工业领域呈现通缩风险。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增速去年持续低于1%，下半年至今持续负增长。多数制造业行业处于产能未充分利用的状况，二季度复工复产之后，这种格局将很快再次凸显。
二是表征一般物价的“核心CPI”较弱。去年二季度以来CPI增速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猪肉及少数食品价格导致的。猪肉价格今年2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35%，仅此一项，就带动CPI上涨了3.19个百分点。今年2月份核心CPI同比仅上涨为1%。边际上，“拿掉猪肉，全是通缩”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可见，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经济运行已经低于潜在增速，有必要通过加强逆周期调节缩窄产出缺口，减少要素和产能浪费。。
其三，目前我国实施逆周期调控的工具和空间较为充足，具备加大周期调节力度的可行性。
财政政策方面，不论减收还是增支，都需要考虑赤字条件的现实约束——我国政府债务率总体不高，在把握动态预算平衡的原则下，短期内具备提高赤字率的空间。在疫情冲击之下，可以暂时适度放宽3%的经验警戒线。与惯常的直观认识相反的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严格恪守静态财政预算平衡，不仅不会降低债务率，反而在分母萎缩下可能导致债务率升高。欧元区一些国家在这点上曾经有过深刻教训。而且，当前随着国债市场利率的下降，政府债务持有成本大幅降低。
货币政策方面，我国的广谱利率水平明显高于美欧日，在国民储蓄率较高的情况下，具备降低利率的空间。而且，实体企业和居民也确实亟须降低融资成本。国际收支基本稳定为降低利率提供了可行性。
其四，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均存在重大短板，逆周期调控有实实在在的现实需求和发力点，只要规划执行得当，不会产生后遗症。
我国在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础设施领域均存在明显短板：前者如支线铁路、通用机场、医疗与公共卫生设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国土建设、城乡垃圾处理设施等；后者如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则更为突出，如：人口流入城市基础教育学位不足、医院床位不足，新一代农民工缺乏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足，老旧小区改造任务量逐渐积累，等等。
建议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实施“医疗与公共卫生补短板工程”，就像1997年特大洪涝灾害之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加固堤坝、整顿“豆腐渣”工程一样，既筑牢长期守卫国人健康的堤坝、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短期内“稳增长”的一个有力抓手：
一是扩大高水平医学类院校的招生规模。设立类似于“公费师范生”的“公费医学生”国家培养计划。从今年开始到“十四五”时期，累计提供50-60万名医学生全额奖学金招生名额。
二是顺应医疗保健服务需求扩张之势，一方面增加政府在医疗资源上的公共投入，另一方面放开市场准入，鼓励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医疗领域。双管齐下，增加医疗保健服务供给。
三是在各大中型城市应规划建设合理数量的分级、分标准的公共卫生防疫医院，与民防设施、石油储备库等一样，成为国家应急战略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平常时期作为他用，一旦有大规模传染病疫情暴发，确保能在很短时期内用于防疫治疗。
四是健全畜禽养殖卫生防疫、乡村垃圾处理等乡村环境治理体系，筑牢乡村公共卫生事业的第一道防线。
五是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和老年护理机构，加快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老龄人口服务体系。
其五，今年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关系重大，意义深远，不应轻言放弃。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收官之年。今年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与“十三五”规划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第一个“一百年”目标之间，是直接联系的。根据去年第四次经济普查之后的数据测算，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今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至少应维持在5.6%以上。
其六，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具有前瞻性指引作用，下调目标可能引发经济增速进一步加速下滑。
在当前情况下，政府把今年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定为多少、是否下调，已经成为包括国内外众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内的社会各界判断中国经济走势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如果下调经济增速目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各行各业和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成为一个内生变量，对企业和金融市场投资行为产生收缩倾向。
二、坚持和努力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几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年度目标，同时也是中期“五年规划”的目标、长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倾注了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如今，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关头，是屏气凝神、加力奋斗的时候。
有观点认为，非要坚守某个“死目标”、不顾现实情况的变化，是教条，是本本主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上文已经说明，在考虑疫情冲击的现实条件下，经过一定的努力，实现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并非不考虑现实情况变化。
其次，我们可以简要回顾“小康社会”目标从提出，到一步步发展、落实的过程。我想，任何一个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感的人，只要对这个过程稍加了解，就不会再简单认为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死目标”，不会再认为坚守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是一种死教条。
（1）“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
1979年的寒冬，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使用“小康”这个词，来描绘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他说的很谦逊——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
时隔五年之后的1984年，邓小平正式在深思熟路之后，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他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又过了三年之后的1987年4月，邓小平基于此前若干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实际进展，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思：
“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再用30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把“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写入大会报告。自此，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成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纲领和指导思想。
（2）奋斗，艰辛，步步落实
此后，经过上世纪80年代农村和城市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沿海的特区建设，经济社会活力得到明显增强。到80年代末，我国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阶段目标。在此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地发生了诸如高速通货膨胀、局部社会动荡等风险问题。
到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形式风云突变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犹如定海神针，打消了国际质疑，突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坚定了社会各界改革开放的信心。此后，我国先后实施了分税制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难啃的硬骨头，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到9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阶段目标。
在总体小康阶段性目标实现的基础上，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的目标。2002年，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2007年，十七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这期间，我国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不确定性，突破国际阻力，加入了WTO；此后，又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社会等多重挑战。
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细化为，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简称“一翻番，两同步”。
2017年，面对2020年收官日期的临近，十九大提出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还特别强调，要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当前……；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期间，没有哪一步是轻而易举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都需要付出努力和艰辛。不只当下不容易，以前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都不容易。
如果把改革开放比喻为一个人、而这个人有一个“小目标”的话，那么建成小康社会就是改革开放人格化的“小目标”。不是“死目标”，而是一个生动、鲜活、倾注了几代人心血的目标。它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后历届党代会和五年规划的细化部署，在一代代国人的辛勤付出和努力之下，才得以不断向前推进。这一目标虽然不是金科玉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应轻言放弃。
不论是回首过去，还是展望将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坚持和努力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对既定战略和既往奋斗历程的坚守，也是对未来新征程的接力。
三、与泥土相伴，追问真实世界的经济增长潜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每当进行诸如小康社会、五年规划、GDP增长等宏大叙事的时候，我就时刻提醒自己，必须从经济中千千万万真实的微观主体行为出发，从实践出发，去反复检验自己的判断，尽量克服先入为主的成见，探求更真实的认知。我深知，经济学不是密密麻麻的统计数字，也不是学术期刊上艰深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一门研究千千万万个人、企业、政府部门微观行为和宏观现象的学问。
英语里有个词叫“down to earth”，意思是“务实、切合实际”，但我更喜欢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脚踏实地，与泥土相伴。说到底，坚持和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坚守，也不可能只依靠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努力就实现；而是要看千千万万中国企业、千千万万中国劳动者的意愿，要依靠无数微观主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那么，从经济现实出发，从微观主体行为出发，中国经济当前的真实增长潜力如何？是否真的有必要下调目标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过去几年时间里，笔者曾先后到十六个省份调研，去过上百个县市区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田间地头，与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专业人士、普通劳动者对话攀谈，也去了国外的一些地方。我观察到的现象是：
第一，中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在硬件方面和软件方面均存在不小的建设、追赶空间。尽管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的城区已经不亚于发达国家，但是就全国来看，城乡面貌、基础设施、国土建设、生态环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建设需求巨大。这种情况即便在广东、江苏、浙江这样的发达省份也普遍存在，更不用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充足甚至过剩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第二，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仍然不高，对“挣钱”充满热情，对改善生活充满企盼、动力实足。尽管人均GDP已经突破一万美元，但是2019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0733元人民币，也就是月均2561元；中位数更低，仅为26523元，月均2210元。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月均1797元。相比而言，城市高一些，农村低一些；一二线城市高一些，三四线城市县城低一些。但总体上从全国来看，人均每月2-3千元的可支配收入，2千元左右的消费支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国情。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农村，人们对“挣钱”仍然充满热情，愿意为之付出汗水和辛苦，甚至牺牲健康和家庭。这是中国经济经济活力和韧性的微观源头。
第三，产业正在加速转型，机遇和挑战并存。制造业传统行业总体上处于产能相对过剩的状态，经营主体明显分化：一方面，一些企业竞争力不足，在各种成本和压力之下，利润率越来越薄。不乏大量难以为继者，破产倒闭者。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更加脱颖而出，市场效率增强，创新能力增强，市场集中度提高。高端制造业发展迅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成为新趋势。与此同时，外部压力近年来明显增强，美国发动贸易战，号召制造业回归本土，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早期工业化如火如荼，正在迎头赶上。笔者对中国的产业发展不悲观，但也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国际竞争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客观现实，增强紧迫感。
第四，经济中存在大量供需结构性失衡的领域，通过要素再配置激发经济活力的空间巨大。一些领域供给过大，但需求不足；一些领域需求旺盛，但缺乏供给。前者如传统的服装鞋帽制造、家具餐具小商品制造、普通钢铁制造、中低品质水果等等；后者如精益制造、健康医疗服务、家政服务、中高品质物业服务供给、幼儿陪护和教育、老年陪护、创意产业等等。坦率而言，这些供需失衡并不涉及太复杂的技术创新短板，而是主要受制于制度和政策藩篱。只要在制度上深化改革，稍加政策助力，就能在释放存量要素资源，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创造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活动。例如，医疗服务供给受制于医疗体制，家政服务供给受制于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治理，农民工住房和基本社会保障受制于“人地挂钩”、“人财挂钩”改革的滞后……诸如此类的改革一旦落实到位，很快就能催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供给，创造出现实的经济增长。
四、经济增速下行存在惯性，应当加以政策应对
建议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的人往往还有一个常见的理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已经在下行了，要顺应这种趋势，“不能违背经济规律”。
笔者部分认同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判断。相比于十年前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当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的确降低了。然而，是否需要逆周期调控，看的不是潜在增速本身，而是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相对高低，或者说产出缺口。上文已经说明，中国经济当前的运行速度低于潜在增速，产出缺口为负。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点：经济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经济运行的确存在一定的规律。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意义。历史上曾经一段时期，我国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走“人定胜天”的极端，从而遭受了不小的挫折。
但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人的主观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无数微观主体行为的集合的表现。根据增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经济增速会随着发展水平提升而降低；但是，增速放缓的快慢和节奏，并非注定，而是需要政策把握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迄今为止基于国际经验比较得出的所谓“规律”的可靠性仍然是有条件的，可参照性也是不完全的，最典型的例子：研究经济增长国际经验的计量经济学实证论文多以一百多个国家为样本，而其中又以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占多数。对一个14亿人口、一省相对于一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基于上述小样本分析得到的“规律”在多大意义上具有参考意义？是一个问题。）
强调经济增速放缓规律重要性的学者，也应当认识到另外一条经济规律——经济增速是存在惯性的。上行期有上行的惯性，下行期有下行的惯性。造成惯性的原因，既包括经济主体的预期和情绪，也包括“金融加速器”等机制。
2007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由14%以上，连续突破多个关口，持续放缓至2019年的6.1%，增速下降了超过一半（图1）。按照过去八年的平均降幅，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只需再过4年时间里，经济增速就可能进一步自由滑落至4%以下。对于一个人均GDP刚刚达到1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
在开车下坡的时候，踩刹车和不踩刹车的结果不一样。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通常而言，下坡时应当适度踩刹车。
综上所述，今年我国仍应坚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在实际中尽可能接近这一目标。在疫情未来不出现反复的情况下，无须也不宜下调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作者：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ACCEPT研究员 冯煦明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