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之下逆周期调节应更加多元化

　　央行在近日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面对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困难挑战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同时要防止通胀预期发散。

　　应该说，加强逆周期调节与防止通胀预期发散是一对“两难”关系，既要通过货币政策发力来稳增长，又要杜绝大水漫灌，管理好通胀预期，这折射出央行在“两难”之下寻求平衡的目标。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能不足，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形成拖累；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环境中，全球金融脆弱性继续累积。在此局面下，我国很难完全独善其身，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总之，复杂的内外环境，是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多难”的由来，而央行势必要在“两难”下寻求平衡，这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所必需的。

　　但是，逆周期调节举措如果偏向单一，尤其是如果过于倚重货币政策，将难以应付“两难”“多难”、矛盾重重的复杂形势。如果货币政策既要顾及总量控制，又要兼顾结构调整，效果难免会打折扣。因此，在“两难”之下，逆周期调节需更加多元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政策、消费政策、就业政策应“多头发力”、相互配合，在加力的同时避免推升通货膨胀，以取得预期效果。

　　结合当下形势来看，在多元化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包”中，货币政策应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报告提出，下一阶段，在控总量上，要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调结构上，要发挥货币信贷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需要看到，做好控总量和调结构这两件“眼前事”，才能维护好我国在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常态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从而为深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等更长远目标赢得更大空间。

　　在“工具包”中，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多具体、指向性明确的作用。在本轮逆周期调节加力中，财政政策的重点是稳投资，抓手是地方专项债。11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11月14日召开的部分省份经济形势和保障基本民生座谈会强调，各地要抓住国家提前下达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等机遇。上述举措，旨在破解基建投资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释放出基建对经济的托底作用。除了专项债，PPP、企业债以及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等，都是稳投资中可以重点考虑的工具，各项工具相互配合使用，方能全面地解决基建投资资金短缺问题。

　　总之，财政政策加力可以更好地修复和提振企业低迷的信用端，对于降低企业负担、促进企业盈利、提振企业投融资意愿的效果较好，是逆周期调节中的重要一环。

　　此外，区域政策、消费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也应在逆周期调节加力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各区域的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快步伐，释放出更多要素自由流动的红利；消费方面，稳定生猪生产、走出结构型通胀是当务之急，并应培育汽车、家电、电子等消费新增长点，从供给、流通和保障环节入手，激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等“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同时，应继续把稳就业放在“优先级”，促进支持灵活就业的新业态发展，稳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上述政策，都是逆周期调节“工具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综合运用多元化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宏观政策才能在“两难”之中保持定力和从容，取得更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