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应划定“补贴红线” 多地拍卖引出新问题

　　“据我了解，当前社会上对公车制度改革有一些不满意反映，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有的成了‘变相涨工资’，需要各方认真加以应对。”12日，山东省科学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导报特约评论员吕兆毅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

　　就在此前两天，莱芜市莱商银行在网上公开拍卖144辆公车，引起很大反响。据了解，自去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提出明确意见以来，特别是李克强总理上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之后，我国多地党政机关和企业对公务用车进行了拍卖。按照文件规定，取消公车之后，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目前，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是：发多少交通补贴算“适度”？对此，吕兆毅认为，公车改革应划定“补贴红线”，车补标准也不能简单地按行政级别划分。

　　“变相涨工资”？

　　作为济南市政协的特聘专家，吕兆毅近日应邀对国内车改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他发现，一些地方仅仅把车改作为节省财政支出的改革，满足于比车改前节约公车开支，而不把车改提升到限制特权、防止脱离群众的政治改革高度来认识。例如，不少地方搞所谓“低调车改”，悄悄发车补、发多少车补对外不公布。

　　车补的测算方法也有很大问题，仅仅以减少公车支出30%左右为目标，将保留公车开支之外的预算支出都用于车改补贴。这导致那些原来公车开销很大的单位车改补贴反而越多，有的单位甚至先提高预算再搞车改，结果是补贴越来越高，地区差别越来越大。

　　同时，由于各地公车改革试点方案几乎都是由公车受益者自己制定，自己“改革”自己就难免下不去手，难免给自己留有既得利益的“余地”，难以制定改革力度较大的车改方案。

　　例如，车改补贴本意是补贴享受公配专车待遇的职务级别较高的公务员，实行车改补贴后车补却变成了人人有份的福利，变成了全体公务员的“变相涨工资”，变成了公务用车合法私用的制度性特权。

　　“高级职务公务员不一定外出多，可是车补很多；低级职务公务员可能外出很多，但是车补很少，因而造成级别不公平。有的岗位外出多，有的岗位外出少，可是车补不加区别，只问级别，不管岗位，因而造成岗位不公平。”吕兆毅说。

　　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少数公务员一边享受车改补贴，一边仍然享受公车、班车待遇，“小汽车不能用，中巴也不错。”车改变成“只不过多一点用车审批手续”而已。

　　划定“补贴红线”

　　“以待遇标准为辅、以实际工作需要为核心来确定车补的多少，应该是未来公车改革之后行政工作人员车补制度的基本原则。”吕兆毅表示。

　　在他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把车改的意义提升到限制特权、防止脱离群众的政治改革高度，使公务员自觉自愿地参加车改，主动降低公务用车待遇，而不是怕吃亏、争车补。车改制度应与公务员工资制度一样，由国务院统一颁布政策，不应有因地方财政差距导致的车补差别。车补标准的制定也不能简单地按行政级别划分，而应该同时结合级别和岗位（用车多少不同）两个条件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级可不同补。

　　吕兆毅强烈建议，国务院应划定“车改补贴红线”。方法是以当地公务员工资总额为基数，将车改补贴总额不超过工资总额的5%作为补贴红线，以防车补标准越来越高。

　　鉴于以往公车拍卖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问题，吕兆毅还建议将公车资产进行市场价值评估，划拨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政府协调下，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与县以上有关国有公交公司协商，以公车资产作为出资资本，扩股公交公司或者新建公交公司的出租车公司。同时，作为前提条件，公交公司应整体接收公车司机为公交公司正式员工，其目的是一方面支持社会急需的公交事业发展，另一方面避免公车司机下岗或失业。

　　“让既得利益群体来改革自己，改革不可能成功，必须要有外在的推动对职务消费进行约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焦建国补充说，我国财政法治化程度低，政府官员花钱少有制约，致使公车消费成了无人问责的空白，因此必须建立控制职务消费的责任链条，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另外，除了公车消费之外，职务消费还包括公务接待和公务出国，只有各个要素的改革同步进行，才能切实取得好的效果。

　　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