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还是转型：城商行发展走到重要历史关口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前，城商行正迎来生存压力加大，但同时对其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求更高的关键时期。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脱媒趋势加剧，受息差收窄和中间业务收入下降双头挤压——银行业中的城商行首当其冲。此外，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小银行金融机构数量持续增加，市场集中度下降，竞争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但同时，作为区域性中小银行，城商行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经营理念，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当下“脱虚向实”的目标也要求城商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未来应何去何从？应如何坚守与转型？在近日召开的2017年城商行年会上，来自全国134家城商行的主要负责人积极交流了经验。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与曹宇也对目前城商行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发表了看法。

　　深耕实体经济

　　自1995年第一家城商行成立至今，城商行走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小微金融服务的生力军，城商行通过强化改革，银行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内控管理不断加强，风险管理控制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小微企业贷款连续多年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

　　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是包括城商行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恪守的理念，尤其是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的城商行，更应扎根当地，服务小微企业与城乡居民。

　　从过去的情况看，城商行构成地方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了我国银行体系结构，填补了金融服务的不足，积极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城商行机构网点数量达1.6万个，较5年前翻了一番，其中，县域机构覆盖率已超过65%，扎根地方、扎根基层的布局基本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达到44.1%，较5年前提升了8.26个百分点，134家城商行中有77家的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超过50%，在支持地方经济、支持小微经济方面已经开始发挥主力军作用。

　　实践证明，专注服务实体经济的城商行往往能取得更持久稳定的发展。比如，浙江台州银行和泰隆商业银行虽然规模不大，但资本回报率多年来保持在20%以上。这两家银行一直围绕当地小微企业开展业务，贷款占比始终高于50%，是城商行坚守“三个服务”的代表。

　　在城商行年会期间，中国银行(3.940, -0.02, -0.51%)业协会城商行工作委员会发起“全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倡议”。倡议提出，城商行要全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一切经营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加大对供给侧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的投融资支持力度；始终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鲜明市场定位，主动对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风险隐患犹存

　　截至2017年9月末，全国134家城商行总资产达到30.5万亿元，比5年前增长166.9%，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占比达到12.7%，较5年前上升了3.7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城商行已经成为银行业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在外界压力与内部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城商行存在“脱实向虚”、期限错配、杠杆叠加、风险不断扩大等一系列问题。

　　在谈到城商行面临的具体风险时，王兆星表示，一是金融市场规模的迅速增长与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趋势，强化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也增强了系统性风险。一些城商行资产配置期限过长，进一步导致流动性风险的积累。二是交叉金融业务迅速扩张，交易链条的拉长加大了风险管控难度。近年来，城商行开展的一些资管类业务，有的已经突破了地域、行业限制，也突破了宏观调控政策和审慎监管规则，部分资金流向房地产、过剩产能等行业，有些风险还没有完全暴露。三是城商行法人治理和风险管控滞后，形成很多显性或隐性的金融风险。有的城商行公司治理能力薄弱，个别银行大股东将银行视为提款机，通过信托、资管、股权反复质押等手段套取银行资金，票据业务、理财“飞单”及“萝卜章”等违法案件在城商行屡屡发生，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曹宇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治乱象、防风险是我们长期的工作任务，强监管将是今后工作的主基调。从监管指标看，城商行、民营银行当前风险总体可控，但是，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内控管理、股权管理等方面的压力不小。

　　关注股权股东问题

　　在风险管理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股权、股东问题，这在去年召开的城商行年会上就已提及。

　　近年来，部分城商行的企业和个人股东，通过股权重复质押、资管、信托等手段，从其他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获取资金，从而给城商行的安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的城商行历史上出于化解风险的需要，在股权结构上存在先天不足，所有者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王兆星认为，城商行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减持、增资扩股、扩大开放等方式，引进有利于银行长期发展的战略性股东，也欢迎依法合规的财务投资。

　　王兆星表示，城商行的公司治理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强化“两会一层”履职能力的基础上，强化股权管理。事实上，11月16日，银监会制定并发布《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称，持有商业银行股份总额5%以上或持有股份总额不足百分之五但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均为主要股东。银监会拟要求，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入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或控制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

　　值得关注的是，加强银行股权管理已成为国际监管的共识。《巴塞尔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明确提出，监管当局应当对银行的主要股东进行身份确认，确定其是否适合作为股东，并有权审查和拒绝股权转让的申请。

　　王兆星强调，在股权管理上，要落实穿透原则，提高股权透明度，规范隐性股东和股权代持现象。严格股东行为管理，规范股权质押、股份转让等行为，切实落实关联交易管理规定和管理程序，严防股东利益输送。

　　积极探索转型与合作

　　2017年以来，中小银行普遍面临营业收入下滑、存款流失和强监管下同业业务收缩的压力，城商行尤为明显。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银行业保持原来的增速已不太可能，但可以通过转型、合作等方式保持原来的市场份额。

　　应如何提升竞争力？不少城商行负责人表示，城商行应植根当地特色与传统业务优势，找寻差异化特色，进而聚焦专注于各自擅长的领域。上海华瑞银行行长朱韬谈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非常关键，城商行可依靠快速反应、快速转换角色的优势，深耕科技金融等领域。

　　监管层也对这种差异化道路非常认同。“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城商行多元化、差异化、多模式发展趋势日益明显，民营银行的加入进一步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曹宇表示，成功的标准不是一把尺子就可以衡量的，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探索与自身能力同步、与时代同步的发展关系。

　　除此之外，城商行之间的合作也有益于各自的能力建设及优势互补。例如，2013年，在资金联合投资项目合作的基础上，65家中小银行倡议成立鑫合俱乐部，至今，成员行已经增至142家，其中绝大部分为城商行与农商行。据南京银行(8.110, -0.05, -0.61%)董事长胡昇荣介绍，经过4年的运行，鑫合俱乐部已成立八大专业委员会，包括金融市场、风险管理、消费金融等委员会，大家通过抱团取暖，分享工作成果与经验，在资源配置上实现了取长补短。（来源：金融时报 记者 张末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