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不良暴露 多家农商行坏账攀升

　　底子薄弱、业务及经营范围受限，让不少农商行在激烈的同业竞争环境下面临困境，另一方面，监管政策的收紧，也令农商行真实不良贷款规模浮出水面。北京商报记者统计了50家未上市农商行三季报发现，披露不良率的不到半数，其中有7家农商行三季度不良率上升，不过，也有不少农商行不良率出现好转。在分析人士看来，农商行不良率上升与监管部门关于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贷款集中度高，抗风险能力较弱，农商行需解“垒大户”情结。

　　多家农商行不良率攀升

　　在北京商报记者统计的多份农商行三季报中，南昌农商行、九江农商行、山东禹城农商行、河北唐山农商行、青海大通农商行、阜阳颍东农商行、黄石农商行七家农商行三季末不良率较年初出现上升。

　　南昌农商行不良率逼近5%，达4.82%，此外，黄石农商行、山东禹城农商行、河北唐山农商行不良率进入“3”字头，分别为3.94%、3.2%、3.35%，九江农商行、福建福州农商行也分别达到2.99%、2.92%。

　　南昌农商行三季度报告显示，截至9月末，该行贷款总额337.97亿元，其中，关注类贷款余额9.25亿元，不良贷款余额16.28亿元，不良率为4.82%。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南昌农商行不良率在今年上半年出现加速增长。财报数据显示，南昌农商行2015年到2018年上半年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4.61亿元、4.78亿元、6.59亿元和12.72亿元；同期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84%、1.57%、1.96%和3.85%。

　　黄石农商行三季度不良率也较年初增加1.64%，达到3.94%。截至2018年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19161.39万元，不良贷款率3.94%，实际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余额33357.65万元。该行2017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10338.08万元，不良贷款率2.3%，实际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余额9088.71万元。

　　另一家不良率较高的是河北唐山农商行。截至9月末，唐山农商行不良贷款账面余额13.16亿元，较年初增加4.59亿元；不良贷款率3.35%，较年初增加0.91个百分点。事实上，该行的资产质量恶化从去年就开始显现。2017年末，唐山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2.44%，较上年末增加0.4个百分点。到了2018年6月末，不良贷款率上升至3.36%，较年初增加0.92个百分点。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三季度，也有不少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好转，不良率呈现下降趋势。如截至9月末，赣州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45371万元，不良率2.46%，较年初下降0.01%。另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江苏启东农商行、福建福州农商行、山东沂水农商行、吉林环城农商行等三季度不良率均较年初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贷款集中度高仍是主因

　　在分析人士看来，农商行不良率上升与监管部门关于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贷款集中度高、抗风险能力较弱。

　　对于不良率上升，唐山农商行称，主要受国家宏观经济下行、货币政策调整、区域钢铁水泥等重工业等多重因素影响，借款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困境，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

　　对唐山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上海新世纪评级在今年7月出具的评级报告中指出，当地经济以传统重工产业为主，钢铁为支柱产业，受经济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影响，唐山市经济增速下滑，尤其是当地钢铁生产企业经营压力明显上升。唐山农商行客户多为中小型企业，且主要集中在钢铁及其上下游产业，相关企业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受此影响，该行关注类贷款、展期贷款等保持较大规模，信贷资产质量风险管理面临较大压力。

　　南昌农商行去年年报显示，该行不良贷款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是批发零售业、建筑业以及农林牧渔业。受不良贷款余额增速较快影响，截至2017年末，该行拨备覆盖率下降13.34个百分点至196.77%。此外，截至2017年末，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为9.64亿元，在贷款总额中占比为2.87%。

　　此外，监管部门关于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也使得农商行坏账风险暴露。南昌农商行披露，为贯彻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2018年上半年，该行将全部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导致2018年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大幅增长6.13亿元至12.72亿元，不良率较年初增长1.89个百分点至3.85%。天风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廖志明表示，相比上市银行，农商行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控水平不高，不良认定标准较松，因而受不良监管趋严影响较大。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南昌农商行的一份评级报告显示，由于监管部门要求不良资产充分暴露的执行力度不断加大，该行部分关注类贷款存在下调至不良的可能，且关注类贷款在经济走弱时较易转化为不良资产，其迁徙趋势将对该行的资产质量产生较大影响，仍需保持密切关注。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表示，农商行不良率上升，一方面可能与监管的要求变化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农商行的风险控制能力不强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农商行的贷款仍然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并受到地方政府部门较强的干预，难以对行业风险做出独立的评估与判断。

　　农商行需解“垒大户”情结

　　事实上，近年来，农商行整体资产质量承压。在分析人士看来，农商行需解开单一客户依赖症，开展差异化竞争。

　　8月13日，据银保监会官网发布的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2018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6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829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6%，较上季末上升0.12个百分点。其中，农商行不良率提升1.03个百分点。

　　在农商行资产质量承压背后是业务结构的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农商行屡因单一客户依赖症收到监管罚单。今年9月，山东曲阜农村商业银行存在为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超比例的现象，济宁银监分局对其作出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山东金乡农村商业银行也因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超比例及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超比例问题，被处以25万元罚款。今年8月，重庆南川石银村镇银行、重庆市沙坪坝融兴村镇银行因违反集团客户统一授信规定、单一集团授信集中度超标、虚报报表、违规投资等事项合计被罚。2017年12月以来，安徽萧县农商行、乌海市海勃湾黄河村镇银行、凉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多家小银行均因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超标收到监管罚单。

　　对于贷款集中度存在的风险，常熟银行此前在招股书中坦言“存在一定的贷款客户和行业的集中风险”。招股书表示，如果最大单一或集团贷款客户的贷款质量恶化，或本行贷款高度集中的制造业出现显著衰退，可能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加、贷款损失准备不足。

　　贷款集中度高也造成中小银行不良率高企。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指出，中小银行客户结构单一、经营区域集中、风险管理水平落后，同时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企业经营压力上升、偿债能力下降。随着货币政策趋紧、行业监管趋严、产业结构调整的持续推进，此类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面临大幅攀升的可能。

　　黄志龙表示，农商行不良率上升的原因，也正是当前农商行发展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农商行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大力开拓和发展零售业务，深耕本地区基层金融服务，在地区内做到有特色、有竞争优势的商业银行，或许是农商行转型面临的一个难得机遇。